《复堂词录》序

前集一卷，正集七卷，后集二卷：珂谨按：书成于光绪八年九月，未刊行，师归道山矣。 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：作者的用意不一定在此，可是读者也许能解出此意。与西方罗兰·巴特的提出的“作者死了”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
上面收录了三百四十多位作者、一千零四十七首词。序言说：词叫作「诗余」，它不仅仅是诗的余绪，更是乐府的余绪。音律废弛坠落了，声音也就衰微止息；声音衰微止息了，风俗便随之改变。乐经亡佚，六艺就不完整；乐府这个官署废掉了，四始六义留下来的东西也就荡然无存、泯灭干净了。 音有高有低，所以句子有长有短；声有抑有扬，所以韵脚有缓有急。生在今天而想寻求类似古乐的东西，就不能不从词里头去取了。唐人的乐府，大多采用五言七言的绝句。自从李白创制词调，一直到宋朝初年，慢词还很少。到了大晟乐府那个官署，像《应天长》《瑞鹤仙》这一类，被进献到郊庙廊庙之上，把它的疆域拓宽了，正体与变体一天天完备起来。 我认为词不一定没有「颂」的成分，而它的大旨接近于「雅」。就雅来说它算不得大，然而也不算小，大概是雅的变体吧。它感动人尤其迅捷，无论远近幽深，一阵风就把它吹了过来。所以说比兴的义理、升降的缘故，在词里比在诗里更加显著——这也要看写词的人是怎样的人了。 最上等的是言志，永言其次。心志高洁、品行芬芳，然后才能洋洋洒洒地与风雅相会合。那些雕琢华丽辞藻、放荡而不知返、有文采却没有实在内容的，就太过分、太靡弱了，这哪里还是词本来的样子呢。 我十五岁学做诗，二十二岁客居会稽生病，这才开始填词，并不曾深入去看它。不过我喜欢从人事上去寻找它的意旨，论说作者所处的时代，设想作者是怎样一个人。三十岁以后，我审察各家的流派区别，这才又得到前辈的绪论来启发自己。年纪过了四十，越发明白古乐的影子在乐府里，乐府的余绪在词里。从前有句话说：「礼制失传了就到民间去寻找。」大概乐失传了，也该到词里去寻找吧。 然而那些靡曼眩目的东西，变本加厉，一天天出来没有穷尽，因此有人就鄙视它、排斥它。再说词这种体裁，本来就不必用庄重的话去说它，所以要从侧面说出那些话，从旁边贯通那份情意，接触同类而生感发，推广同类而穷尽其义。甚至作者的用心未必是这样，可读者的用心又何必不是这样呢。言语思虑拟议到了穷尽处，喜怒哀乐便互相激发出来；从前在诗里不曾得到的，如今竟在词里得到了。 像这样过到五十岁，我的见解才算定下来。在此之前，我抄写过本朝人的词五卷，用来互相印证。又就着二十二岁以来的积累，审定从唐到明的词，起初舍弃得多，中间选取得多，到后来则是随取随弃、随弃随取，这才写定了这一千篇，题作《复堂词录》。前集一卷，正集七卷，后集二卷。其中字句不同、姓名互异的地方，都是有根据的，同流俗的本子不一样。它的大意则是折衷古今名家的议论，并不敢逞一己的私见，所以把《论词》一卷附在后面。大雅之才有三十六位，小雅之才有七十二位，世上既然有这样的人，那么终究把词当作小道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