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調歌頭

水調歌頭：詞牌名。調名來源自《水調》曲。《水調》曲，隋煬帝所制也。唐·劉鼎卿《隋唐嘉話》：「煬帝鑿汴河，自制《水調歌》。」宋·王頤堂《碧雞漫志·卷四·〈水調歌〉》引《脞說》：「《水調》《河傳》，煬帝將幸江都時自制，聲韻悲切，帝喜之。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：『不返矣，《水調》《河傳》但有去聲。』」《〈樊川詩集〉注·卷三·〈揚州〉詩》「誰家唱《水調》」句自注亦云：「煬帝鑿汴河成，自造《水調》。」然《水調》究制於開汴河前或汴河開成後，三家說法不一，但爲煬帝自制，則無異辭。逮唐，《水調》已爲傳唱不衰之名曲。盛唐王龍標有《聽流人〈水調子〉》詩：「嶺色千重萬重雨，斷絃收與淚痕深。」唐·段安節《樂府雜錄·歌》：「開元中，內人有許和子者，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，開元末選入宮，即以永新名之，籍於宜春院。既美且慧，善歌，能變新聲。……洎漁陽之亂，六宮星散，永新爲一士人所得。（金吾將軍）韋青避地廣陵，因月夜憑闌於小河之上，忽聞舟中奏《水調》者，曰：『此永新歌也。』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。青始亦晦其事。」可見《水調》爲時人所熟。玄宗本人亦喜聽此曲，奔蜀之前，登樓置酒，令善唱《水調》者登樓而歌，「聞之，潸然出涕」（唐·李朱崖《次柳氏舊聞》，唐·鄭延美《明皇雜錄》）。中唐白樂天有《聽〈水調〉》詩：「不會當時翻曲意，此聲腸斷爲何人？」晚唐羅昭諫亦有《席上歌〈水調〉》：「若使煬皇魂魄在，爲君應合過江來。」至五代北宋，《水調》仍在傳唱。宋·鄭仲賢《南唐近事》載「（元宗）嘗乘醉，命樂工楊花飛奏《水調辭》進酒。」南唐馮正中《拋球樂》亦有「《水調》聲長醉裏聽」之句。北宋·張子野《天仙子》之「《水調》數聲持酒聽」更爲人所熟。與子野同時而略晚的劉原甫《公是集》有《揚州聞歌》詩：「淮南舊有《於遮》舞，隋俗今傳《水調》聲。」一曲傳唱四五百年，其魅力可見矣。唐時《水調》有大麴、小曲之分。大麴《水調》歌，「凡十一疊，前五疊爲歌，後六疊爲入破。其歌，第五疊五言調，聲韻怨切。故白樂天詩云：『五言一遍最殷勤，調少情多似有因。不會當時翻曲意，此聲腸斷爲何人？』」（《樂府詩集·卷七十九·〈水調〉歌》）按，《樂府詩集》所載十一疊《水調》，第一至第四疊（遍）歌爲七言，第五疊爲五言；入破第一至第五爲七言，第六轍又爲五言。《水調》小曲，爲單曲歌唱參任半塘《唐聲詩·下編卷十三》。王龍標所聽《水調子》即是小曲。時《水調》主以笛奏，唐大麴《水調》第二疊歌辭即說「笛倚新翻《水調歌》」，馮正中《採桑子》：「《水調》何人吹笛聲？」「唐又有新《水調》，亦商調曲也。」（《樂府詩集·卷七十九·〈水調〉歌》）《碧雞漫志·卷四·〈水調歌〉》引白樂天《看採菱》詩所言「時唱一聲新《水調》，謾人道是《採菱歌》」，即指「《水調》中新腔」。唐代《水調》，又指音調名，即一部樂之總名非一曲之專名。《唐會要·卷三十三》所載「南昌商，時號『水調』」，即指音調而言。《碧雞漫志·卷四·〈水調歌〉》：「《理道要訣》所載唐樂曲，南呂商時號『水調』。予數見唐人說『水調』，各有不同。予因疑『水調』非曲名，乃俗呼音調之異名，今決矣。……《外史檮杌》雲：『王衍泛舟巡閬中，舟子皆衣錦繡，自制水調《銀漢曲》。』此『水調』中制《銀漢曲》也。」王衍所制《銀漢曲》，屬「水調」樂部中之曲，故《銀漢曲》前冠以「水調」。毛稚黃《填詞名解·卷三》據此亦云：「水調者，一部樂之名也；《水調歌》者，一曲之名也。」《水調歌頭》則是截取大麴《水調》之首章另倚新聲而成。《填詞名解》：「歌頭，又曲之始音，如《六州歌頭》、《氐州第一》之類。《海錄碎事》雲：『煬帝開汴河，自造《水調》，其歌頗多，謂之『歌頭』，首章之一解也。顧從敬《詩餘箋釋》雲：『明皇欲幸蜀時，猶聽唱《水調》，至「唯有年年秋雁飛」，因潸然，嘆嶠真才子！不待曲終。』水調曲頗廣，因歌止首解，故謂之『歌頭』。或雲南唐元宗留心內寵，擊鞫無虛日。樂工楊花飛奏《水調》詞，但唱『南朝天子愛風流』一句，如是數四，以爲諷諫。後人廣其意爲詞，以其第一句，故稱『水調歌頭』雲。」《水調歌頭》與唐人《水調》所屬宮調不同：唐《水調》，屬商調曲；宋《水調歌頭》，則爲中呂調（《碧雞漫志·卷四·〈水調歌〉》）。故《詞譜·卷二十三》：「凡大麴歌頭，另倚新聲也。」毛東堂詞名《元會曲》，張芸窗詞名《凱歌》，吳夢窗詞《江南好》，賀方回詞名《臺城遊》，汪相如詞名《水調歌》，姜白石詞名《花犯念奴》，明楊升庵詞名《花犯》。雙調，九十五字，前後闋各四平韻。亦有前後闋兩六言句夾葉仄韻者，有平仄互葉幾於句句用韻者。
調注：傅子立注：「公舊序雲：『餘去歲在東武，作《水調歌頭》以寄子由。今年子由相從彭門居百餘日，過中秋而去，作此曲以別。餘以其語過悲，乃爲和之，其意以不早退爲戒，以退而相從之樂爲慰雲耳。』」劉尚榮按：「子由所作『此曲』爲《水調歌頭·徐州中秋》。」《東坡外集》詞末注：「此與曹煒『落日寒垣路』同調也，醉後思我，請令瀘女歌之。」
彭門：龍榆生箋引《欽定大清一統志·卷六十九·徐州府》：「徐州府，《禹貢》徐州之域，古大彭氏國。春秋屬宋爲彭城邑。戰國屬楚。秦置彭城縣。漢元年，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，都此（《貨殖傳》：『沛郡、汝南爲西楚，彭城以東傅海爲東楚，文穎曰：項羽都之，謂之西楚』）；五年屬漢，爲楚國，地節元年改曰彭城郡；黃龍元年，復曰楚國。後漢章和二年，改曰彭城國。三國魏始移徐州來治。晉亦曰徐州彭城國，義熙七年改曰北徐州。宋永初二年，復曰徐州彭城郡。後魏因之。北齊置東南道行臺。後周置總管府。隋開皇初郡廢，七年行臺廢；大業四年，府廢，復曰彭城郡。唐武德四年，復曰徐州兼置總管府；貞觀十七年，府罷；天寶初，復曰彭城郡；乾元初，復曰徐州屬河南道（《唐書·方鎮表》：『建中二年，置徐海沂密都團練觀察使，治徐州。興元元年，廢。貞元四年，置徐泗濠三州節度使，治徐州。十六年廢。』）；元和二年，置武寧軍節度使；鹹通三年，罷；十一年，改置感化軍節度。五代晉復曰武寧軍。宋亦曰徐州彭城郡武寧節度使，屬京東西路。金屬山東西路，貞祐三年，改隸河南路。元至元二年，省彭城縣，入之降爲下州，屬歸德府；至正八年，升徐州路；十二年降爲武安州。明初復曰徐州屬鳳陽府；八年屬南直隸。」
「安石在東海，從事鬢驚秋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晉謝安字安石，少棲遲東土，放情丘壑。及仕進之時，年已四十餘矣。」劉尚榮按：「事詳《晉書·卷七十九·謝安傳》。」龍榆生箋引《晉書·卷七十九·謝安傳》：「謝安，字安石，……少有重名，……棲遲東土，……放情丘壑。……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，總籓任之重。安雖處衡門，其名猶出萬之右，自然有公輔之望，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。安妻，劉惔妹也，既見家門富貴，而安獨靜退，乃謂曰：『丈夫不如此也？』安掩鼻曰：『恐不免耳。』及萬黜廢，安始有仕進志，時年已四十餘矣。」從事，《東坡外集》作「從仕」。
「中年親友難別，絲竹緩離愁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安石嘗謂王羲之曰：『中年已來，傷於哀樂，與親友別，輒作數日惡。』羲之曰：『年在桑榆，自然如此，頃衹賴絲竹陶寫，常恐兒輩覺，損歡樂之趣。』」劉尚榮按：「詳見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、《晉書·卷八十·王羲之傳》。」龍榆生箋引《晉書·卷八十·王羲之傳》：「謝安嘗謂羲之曰：『中年以來，傷於哀樂，與親友別，輒作數日惡。』羲之曰：『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。頃正賴絲竹陶寫，恆恐兒輩覺，損其歡樂之趣。』」
功成名就：傅子立注：「《老子》：『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』」劉尚榮按：「句見河上公注《老子道德經·捲上·第九章》。王弼注《老子道德經·第九章》作『功成身遂天之道。』」
「準擬東還海道，扶病入西州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安石東山之志始末不渝。及鎮新城，欲經略粗定，即江道東還。志未就，遇疾。詔還都門，當入西州門，自以本志不遂，深自慨失，因悵然謂所親曰：『吾病殆不起乎！』」劉尚榮按：「詳見《晉書·卷七十九·謝安傳》。」龍榆生箋引《晉書·卷七十九·謝安傳》：「安雖受朝寄，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，每形於言色。及鎮新城，盡室而行，造泛海之裝，欲須經略粗定，自江道還東。雅志未就，遂遇疾篤。上疏請量宜旋旆，……詔遣侍中慰勞，遂還都。聞當輿入西州門，自以本志不遂，深自慨失，因悵然謂所親曰：『昔桓溫在時，吾常懼不全。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，見一白雞而止。乘溫輿者，代其位也。十六里，止今十六年矣。白雞主酉，今太歲在酉，吾病殆不起乎！』乃上疏遜位，詔遣侍中、尚書喻旨。先是，安發石頭，金鼓忽破，又語未嘗謬，而忽一誤，衆亦怪異之。尋薨，時年六十六。」
困軒冕：明刊《蘇集》、《蘇長公二妙集》本作「因軒冕」。傅子立注：「一作『傲軒冕』。」龍榆生箋：「《莊子·繕性》：『今之所謂得志者，軒冕之謂也。軒冕在身，非性命也，物之儻來，寄者也。』張曲江《商洛山行懷古》詩：『避世辭軒冕，逢時解薜蘿。』」
滄洲：傅子立注引唐·杜子美《奉贈盧五丈參謀琚（jū）》詩：「辜負滄洲願。」劉尚榮按：「原作『滄州』，傅注引杜詩亦作『滄州』，今據元延祐本及《杜詩詳註》改。按『滄州』，地名，與詞旨無涉；「滄洲」謂海濱，隱士居處也，與『安石在東海』意暗合。」
褐裘：傅子立注引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：「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」又引揚子《法言·卷七·寡言》：「大寒而後索衣裘，不亦晚乎？」
「惟酒可忘憂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晉顧榮謂張翰曰：『惟酒可以忘憂，但無如作病何耳！』」劉尚榮按引《晉書·卷七十八·顧榮傳》：「顧榮，字彥先，吳國吳人也，爲南土著姓。……恆縱酒酣暢，謂友人張翰曰：『惟酒可以忘憂，但無如作病何耳。』」
劉玄德：沈鈔本、清鈔本避清帝諱改作「劉元德」，今據元延祐本復原。以下沈鈔本、清鈔本凡諱字改「玄」爲「元」者，徑予復原不再出校。
「一任劉玄德，相對臥高樓」句：傅子立注：「《三國志》：『陳登字元龍。許汜曰：「陳元龍湖海之士，豪氣不除。」劉備問汜：「君言豪，寧有事邪？」汜曰：「昔過下邳，見元龍。元龍無客主之意，久不與語。自上大牀臥，使客臥下牀。」備曰：「天下大亂，望君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問舍，言無可採，如小人，欲臥百尺樓上，臥君於地，何但上下牀之間邪？」』玄德，備字也。」劉尚榮按引《三國志·卷七·〈魏書·陳登傳〉》：「陳登者，字元龍，在廣陵有威名。又掎角呂布有功，加伏波將軍，年三十九卒。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，表與備共論天下人，汜曰：『陳元龍湖海之士，豪氣不除。』備謂表曰：『許君論是非？』表曰：『欲言非，此君爲善士，不宜虛言；欲言是，元龍名重天下。』備問汜：『君言豪，寧有事邪？』汜曰：『昔遭亂，過下邳，見元龍。元龍無客主之意，久不相與語，自上大牀臥，使客臥下牀。』備曰：『君有國士之名，今天下大亂，帝主失所，望君憂國忘家，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問舍，言無可採，是元龍所諱也，何緣當與君語？如小人：欲臥百尺樓上，臥君於地，何但上下牀之間邪？』表大笑。備因言曰：『若元龍文武膽志，當求之於古耳，造次難得比也。』」

這首詞上闋詠史，寫東晉謝安的經歷，意在「以不早退爲戒」，下闋述懷，設想早日「退而相從之樂」。這首詞表現了作者隱退的決心，不希望被世間的功名利祿所束縛，也表現了兄弟二人手足情深。
上闋詠史，寫東晉謝安的經歷，意在「以不早退爲戒」。發端明點「安石」，領起上半闋。詞人的寫作角度比較獨特，既不寫他經天緯地的才能，也不寫他建功立業的輝煌，而是寫他人生的另一側面。劈頭就寫謝安中年出仕的尷尬：他本來隱居會稽，踏上仕途時鬢髮已開始染上秋霜，令人喫驚。再寫人情的難堪：人到中年，與親友相別時覺得難捨難分，於是借音樂來抒寫離愁。而後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願：「一旦功成名遂，準擬東還海道」。語氣多麼肯定，多麼堅決，確實是對史書中所謂「安雖受朝寄，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，每形於言色」（《晉書》）數語準確的表述。而結果卻是「扶病人西州」，這就反跌出困於軒冕不遂雅志的「遺恨」。這種「遺恨」，便是作者引出的鑑戒——「不早退」。詞中的「困軒冕」只是一個文雅的或婉轉的說法，實際上（至少在某種程度上）與貪戀功名富貴是聯繫在一起的。
下闋述懷，設想早日「退而相從之樂」。換頭「歲雲暮」三字承上轉下，「歲暮」當指年華老大，「早計」是對「遺恨」而言，其內容便是「要褐裘」，亦即辭官歸隱，過平民生活。以下七句是由此產生的設想：在歸鄉的千里長途中，每逢山水名勝或有賢主、良朋接待之類好的去處，可以隨意逗留，盡情遊樂，不必如官場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侷促，一層：我帶着醉意唱歌時你跟着唱和，我因醉酒倒下時你要攙扶我，——衹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懷得失的，二層：這樣，有雄心大志的人會瞧不起我們，那就悉聽尊便好了，我們衹管走自己的路，三層：這種種設想，情辭懇切，言由中發，有如駿馬駐坡，不可遏止，充分表現出詞人對辭官歸隱而享弟兄「相從之樂」的夙願。「我醉歌時君和，醉倒須君扶我」，極寫想象中「退而相從之樂」的情態，簡直是對二人的「合影」。篇末「一任劉玄德，相對臥髙樓」兩句，反用典故，並非真要趨同胸無大志的庸人，而衹是強調素願的堅定不移，這體現了用典的靈活性。
同《南鄉子·東武望餘杭》、《醉落魄·分攜如昨》、《減字木蘭花·賢哉令尹》等詞作一樣，這首詞着重表現了東坡前期思想的另一面，雖然「功成名遂」尚未實現，出仕思想仍佔上風，但在某種程度上徘徊於出處之間，卻是可以肯定的。早在嘉祐五年蘇氏弟兄寓居懷遠驛時，即有「夜雨對牀」，「爲閒居之樂」（蘇潁濱《逍遙堂會宿二首》引、《再祭亡兄端明文》等）的口頭約定，這一回正是對前約的重申，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對其弟的安慰，詞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。不過，他在詩詞中不斷表達的這種歸臥故山的雅志，最終還是沒有實現。蘇潁濱詞中的「但恐同王粲，相對永《登樓》」，倒成了他們此後生活的寫照。

當年謝安隱居在東海，出仕做官鬢髮已霜秋，中年難與親友別，唯有絲竹緩離愁。一旦功成名就，準備返歸東海，誰料抱病入西州。做官困擾了隱居的雅志，遺恨寄託于田園山丘。
既已年高衰朽，便當及早劃籌，要做百姓穿粗裘。返回故鄉遵迢千里，選取佳地長住久留。酒醉放歌君相和，醉倒在地君扶我，只有醉時忘憂愁。任憑劉備笑我無大志，我卻甘願身居平地，仰看他高臥百尺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