杏花天 · 病來自是於春懶

“但別院、笙歌一片”句：宋·秦觀《海棠春》詞：“宿酲未醒宮娥報，道別院笙歌會早。”
更問：豈可問。
故故：頻頻，亦可作“故意”或“特意”解。

這闋詞鄧廣銘先生附於淳熙十三年（公元1186年），原因說是由於詞中“病來自是於春懶”等語，和是年所作之“病笑春先到，閒知懶是真”的《南歌子》所述意興正相合之故。
考淳熙十三年（公元1186年）稼軒雖然被廢，居在上饒家中，但這時他年紀不過四十六歲，尚在壯年，精神不見頹廢。而且從他在帶湖經營的新居看，有室百楹。堂前的柱子爲楹。百楹，可見其寬廣。而且“東岡西阜，北墅南麓，以青徑款竹扉，錦路行海棠，集山有樓，婆娑有堂，信步有亭，滌硯有渚。”可見其恢宏，居在這裏，縱是貶謫，當亦興致不淺。傳說朱熹聽說稼軒的這座莊園甚爲宏麗，特地潛入去看，詫爲耳目所未睹。則可見稼軒此時意氣與此詞全不合拍。所以在這時，他不會蜩螗如此詞。就《南歌子》而言，除了上闋主要講的是參玄入《契》，沒有多大意味外，下闋雖有感慨也屬一般。如“病笑春先到，閒知懶是真。百般啼鳥苦撩人。除卻提壺，此外不堪聞。”這裏雖有“病”，最多，較之過去，不過是閒懶而已。至於撩人的鳥聲，不外乎有感於“行不得也哥哥”或是“不如歸去”之類罷了，還是屬於他一貫的報國無門的思想。與他這闋“楊花也笑人情淺”，連一個過客也沒有的自是不倫。而且“蛛絲網遍玻璃盞，更問舞裙歌扇”也不類。所以有人認爲不能附於淳熙十三年。
稼軒經過長期閒置以後，始於紹熙三年（公元1192年）再任福建提典刑獄。是年九月，攝帥事。次年秋，兼福建安撫使。到寧宗慶元元年（公元1195年）冬十月再次落職。只有到了慶元二年（公元1196年）以後，這時他不僅落職，連他的宮觀也罷了，就是說，他的生活來源也斷了。加上這時他那大一片家園又毀於一場大火，真個是禍不單行，天災人禍，接踵而來。以致他這時不得不遣散他的侍姬，就連爲他管理文札的愛姬錢錢也不得不遣走。臨行作了一闋《臨江仙》送她：
一自酒情詩興懶，舞裙歌扇闌珊。好天良夜月團團。杜陵真好事，留得一錢看。歲晚人欺陳不識，怎教阿堵留連。楊花榆莢雪漫天。從今花影下，只看綠苔圓。
這闋詞在意興上纔是與《杏花天》是相吻合的。這裏是“舞裙歌扇闌珊”，那裏是“更問舞裙歌扇”。這裏正羨慕杜甫雖窮，還能“留得一錢看”，而他一個錢錢還不能不送走；那裏恰好是“多少鶯啼蝶怨”，蓋他的侍姬們都不得各自東西啊。這裏是“歲晚人欺程不識”，那裏是“楊花也笑人情淺”。措辭雖別，而意境則全同。所以此詞應列入這闋之後纔對。同時，根據他的“舞裙歌扇闌珊”以及他幾乎無法生活來看，則可看他的《好事近》：
醫者索酬勞，那得許多錢物？只有一個整整，也和盤託得。下官歌舞轉淒涼，剩得幾枝笛。覷着這般火色，告媽媽將息。
“歌舞悽惶”，無錢付醫藥費，當也是此時的作品而不應放在淳熙十五年（公元1188年）前後。此詞見於周煇的《清波雜誌》。是書成於淳熙五年（公元1178年），淳熙過此即爲慶元。所以成於這時，與時間也一致。正是因爲侍姬都散了，所以這年春天，才有感於“別院笙歌一片，”這才有感於今，沒個小鬼上門了。
首句“病來自是於春懶”。病了，自然是於春事就懶得管了。這“病”，也許是生理的，窮愁潦倒嘛，病也不新鮮。但古來病字多作憂患貧窮的同義詞。人一窮困了，當然於春事也就勤快不了。自己於春事爲懶，然而別院此時的笙歌，正響成一片。兩兩對照，何等鮮明。這不僅想起昔日的繁華、熱鬧都衰歇了，更傷心的是，既然主戰派落到了如此地步，那個笙歌一片的別院，作爲政治對立物，當然就是主和派了。自己這裏既然是酒杯塵封，那麼昔日的清客此時也都過到那邊去了吧。當“下官歌舞轉悽惶，剩得幾支笛”都不得不作爲貨幣而付作酬勞的時候，就不用談什麼歌舞了。歌妓雲散，酒杯塵封，則無人上門也就可想而知了。這時唯一和以前一樣的就只有楊花，對他是依舊是熱情地沾衣撲面，沒有因他這麼窮病而嫌棄得遠遠地離開他。而且當作者正感到辛酸時，倒感到一如平時的楊花，反而因憤世俗之澆薄，似更故意的親熱了。這親熱，正表現在它“笑人情淺”。這一“笑”字，冷峻極。人們往往以水性楊花比喻薄情，他這裏卻認爲楊花反而比人之情是更爲深厚的。對輕薄的楊花，居然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慨，則這個世道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這軟如輕絮的楊花，在他手裏卻成了沉重的鞭撻。寄慨之深，不止翻案文章寫得好而已。